| 张典焕
陨落巨星，举国悲鸣，余音绕梁，亿万创新
我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，钱学森离我们而仙去了，全国都在怀念钱学森，可见钱先生对我国的无私贡献是多么的大，钱先生的科学技术是多么的精通，钱先生的为人是多么的高尚。钱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领导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他的声音笑貌，历历如在目前。我今年七十二周岁了，仍然在工作，从某一方面来说，也是向钱先生学习。
一、向钱先生学习什么
向钱先生学习什么？太多了。但关键的一点是学习他热爱祖国的创造精神，他去世前对温家宝总理说，他最担心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创造性的大学。我们镇江是一个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、大学众多的地方，能不能搞一所出来？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也不是少数人的事，而是从市人大、市政协、市委书记、市长到普通老百姓，从校长到每一个学生，即从上到下，整个镇江人的事。
我在当第八届镇江市政协委员前后，给政协写了不少文章，但这方面谈得不多，因为当时全国的大气候还没有到。
目前，胡总书记向全国人民号召，强调科学发展观，现在的镇江市领导者也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了，我退休所在的大学江苏大学有不少专家、学者也在搞研究课题、搞创造性劳动，大气候也适合谈一谈。加之我的年龄也大了，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带入天国。
二、初次认识钱学森
我认识钱学森是上一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事。五八年，我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，听了钱先生的报告，或者说是听大课，掌声雷动。他讲课的特点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，在言谈笑语中把重要内容讲完，时间很快过去而学生一点也不累。但作为学生的我一直在思考，因此只记住他的一段话，他说他在中国时是学习交通大学的火车头专业，而现在只能走在铁道上告诉孙子：“这就是火车头了。”
当时三年级十九岁的我暗暗地思考什么呢？他曾经是交通大学的学生，而我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我显然比他在考大学时入学分高不少，智商不比他低，但是他能做到的我能做到吗？我应当做什么？
这时，他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；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离得太远。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触，对钱先生了解很少，只是听说在美国第一颗导弹上天时，他是在场的三位专家之一，他回国很不容易，是到国外讲学时，转了好多国家才回来，并放弃了家庭的一切财产，也放弃了好多宝贵的资料。他回到祖国，我国才有了空气动力学。
三、钱学森从老师变成我的领导
北大临毕业前，系党总支一位委员找我，说要分配我去国防部工作，是国防部挑我去的，去了立即参军，问我愿意不愿意？我说我太高兴了，做梦都想参军，于是上午对我说的话，下午就来了三个解放军，把我的简单行李往解放卡车上一放，反正不离北京，下午就工作了。
刚工作不多久，常听人说钱副院长、钱副院长的（当时他担任研究院副院长，相当于正厅级，后来升为国防科委副主任，相当于正部级了），这是谁啊？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就是钱学森，我想这一下子好了，我的老师变成我的领导了。
四、动脑子找活干当组长
刚工作时，大家都在干一个个课题，对我而言是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，插不上手。但我是刘姥姥到了大观园，看到满院的仪器设备，很新鲜，非常高兴。到处转转，到处问问，这个仪器怎么用？那个设备怎么使？回宿舍凭问的印象记在本子上，以备日后所需。
领导看我们在机密单位没事到处走动不太好，就让我们打杂，打扫卫生、画漫画、上街游行等。我暗暗对两位同事说，老这么着不行，是浪费青春，得找点有意义的活儿干。
在宿舍时，我提出一个常见的普通问题。我说我们这里有酒精灯，是加热化学药品用的，也有煤气喷灯，是把玻璃管烧成试管用的，显而易见煤气喷灯比酒精灯温度高。那么，究竟是酒精本生温度不如煤气，还是不喷气的温度不如喷气的，还是一种综合效应？哪知道，三位同事，三个不同观点，于是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一个说是由于煤气才温度高，酒精是液体是顶不上煤气这种气体的；一个说是由于喷气才温度高，助燃材料多才烧完全，不喷气是顶不上喷气的；一个说是综合效应才温度高，煤气喷灯大概是要比酒精喷灯温度高的，不然为啥喷灯用煤气？后来实践证明，三个人原来说的都不对，酒精喷灯温度比煤气喷灯温度要高许多。所以说“实践出真知”是绝对真理。当时我说，咱们辩来辩去没有结果，不如咱们搞一个课题，就叫酒精升温课题报上去，就咱们三个人，因为一则我们三个人都有兴趣，都要证实自己的观点，二则咱们正巧没事干，此时大家都同意。几经跑腿，我终于说服了领导，挤进了这一个课题。
领导说咱们要选个组长，于是我说刘先生是团员，咱们俩不是，让刘当组长吧，政治挂帅嘛。另一位李同志说，刘是中山大学的，他本人是吉林大学的，而我是北京大学的，该我是组长（当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入党入团极难，后来，我入部队不久就入团了，别的学校不太困难）。再说课题是我提的，他俩都选我，于是我就当组长了。
咱们这个课题，在支队（后来叫研究所）、分队（后来叫研究室）、工程组（管几个课题组）都排在最后一个，因为搞课题的三个人都是师出无名的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娃娃，该课题事先也没有经过专家认证，更没有经过各级领导的早期同意。哪知道，上报到钱先生了解之后，每周再忙，他都要到我组来一次。
五、正面面对钱学森
部队有部队的规矩，工作时必须穿军装，不用说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，就是经常来了解情况的肩章上顶着国徽的老元帅们，也是着装十分整齐的。只有军民两栖的专家钱先生在夏天来到时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衫，下身穿齐膝浅灰西装短裤，微微的秀顶，手拿一把芭蕉扇（当时无空调，也少有电风扇），颇有点诸葛亮的习惯（诸葛亮是烘火、煽扇子、看书）。
钱先生每次来，总是仔细问我如何考虑的（现在称为创造性思维），如何试验的（也就是思维后的实践检验），我于是一一回答，他并要我们进行现场表演。想来，在钱先生的心目中，这个课题排在了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，来时不要任何的各级中间领导陪同，也不去经过各级中间领导，直接来找我，直接给他汇报。由于事先不知道他何时来，一来我就叫上两位同行，拉架子表演。钱先生非常和蔼，见到他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只是非常亲切。
当然，后来我想到了，这就是用酒精作燃料的液体火箭火焰喷口技术试验，因为当时钱先生的精力没有考虑到这么细，是一种填补空白，正巧我们的闹着玩儿的课题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虽然中间的各级领导对我们的试验不太感兴趣，但有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的感兴趣，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极大的鼓舞。于是我们的兴趣很大，一直认真地进行着研究。研究的结果大大地出乎我们的预料。
我们每有一个想法，就由我画草图，刘先生画正式图，李先生去联系玻璃车间加工。当时全国的形势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有利，因为刘少奇管工业搞了一个工业六十条，具体到玻璃工，每年集中考一次，考上五级工的就可以一下子从二级工跳到五级工，赶超同行十五年。我画的草图是很怪的，玻璃套玻璃，直管弯管螺旋管，非常复杂，越复杂玻璃工越高兴，有时玻璃工弄不懂或加工有困难，就打电话直接找我去。这个玻璃工很有头脑，每烧一个，他另外再烧一个，以后考工时拿来展览，并且考工时现场烧制，工种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当时只有为数很少的大型空气压缩机，没有可供试验的小型空气压缩机，我们就用皮老虎，一个人在那儿吹，一个人点火并测量，一个人记录。
一百度的玻璃温度计，一下子就爆了（幸而是酒精温度计，要是水银的会很麻烦），八百度的石英温度计，又很快升到头了。换成一千度的镍铬-镍铝温度计，一下子又升到头了，我们一面惊叹一面十分兴奋。又换成一千二百度的铂-铂铑温度计，还是一下子升到头了。当时我们手头的所有测温仪器都超过了量程。后来想办法到石景山钢铁厂（后来叫北京钢铁厂，再后来叫首都钢铁厂）求援，问他们练钢炉炉温是怎么测的？工人老大哥借给我们一个光测高温计，原理是“非接触式测量”，用望远镜加上对比色彩，根据火焰色彩确定实际温度。测出的这个温度大大地超过只有八百多度的煤气喷灯。
六、最高的荣誉感
钱先生为人十分谦逊、和蔼、温存、严格、认真、亲切，他曾对我说我在这一方面（火箭火焰喷口技术）已经超过他了，这是客气话，他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，我们只是年青娃娃。后来我发现他这句话我只听到过三次（当然他说过绝不止三次，只是我没有听到），都是在创造性工作方面有成绩的人。如果没成绩，不管你职务、职称多高、年龄多大，他不说；如果有成绩的，不管你职务、职称多低，年龄多小，他也说。于是钱先生对创造的热心与关心却使我久久地不能忘怀，当时没有物质奖，我却认为这是最高的荣誉。
七、谁好用谁的，绝不全盘照搬
后来我们不管学习或是工作，不唯上，不唯古，哪种方法最好就用哪种，就是源于钱先生的思想。现在各国军事专家们惊叹中国军工的飞速发展，应该与聂总（聂荣臻元帅，时任国防科委主任）及钱先生的思想以及一代代的“火箭”人、“核弹人”、“电子人”的努力有关。不管是中外任何产品，谁好用谁的，用时绝不全盘照搬，即便在研制、生产过程中，也是谁的工艺好用谁的，如果同样的工艺，尽量用国产的，同时有机地消化任何国外产品，使它尽快国产化。这就叫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，“自力更生，立足国内”。现在我国的军事产品，已经超过美、俄，已经使一直封锁我国的美军司令感到害怕，就是这种思想用于实践的成果。
八、我对教育的观点：传承性与创造性相结合
现在大家正对我国的教育方式十分关心，钱先生讲中国没有一所创造性大学。有不少人拿中国式教育与欧美式教育比，认为中国式是以传承性为主的，欧美式是以创造性为主的，应该摒弃传承性，开拓创造性。也有人认为，还是“古”好，因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；或者说，搞创造性大学时机未曾到，因为我们的经济是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。
我个人认为，还是中西结合，土洋结合好。首先不要丢弃五千年的文明与古国文化，不要“学了计算机，不会数学题；学了英日文，不会写中文；学了AutoCAD,不会手绘图”。其次也必须进行创造性思维，特别是当前要更进一步强调创造性思维。对于创造性教育，大、中、小学都应当进行。小学生不应该书包越来越重，当年我的孩子在小学学习时，老师让她一个字抄三十遍，她没有达到，罚她抄五百遍，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师有意见，孩子抄十遍就记住了，抄五百遍有什么用？这不是在浪费孩子的脑袋瓜子，挫伤孩子的学习积极性？孟母还三迁哩，于是我让孩子转学了。美国人让孩子回答“老虎的习性”于是找书、报、杂志、光盘、录音录象带、上网查询，孩子根据自己的综合判断来回答，这就是培养创造性思维。美国大学博士生导师讲课不搞自圆其说，而是写写画画擦擦，不对的擦掉，最后定型了就是一篇新论文，因为教师学生都以培养创造性思维为习惯，不以不能自圆其说为怪。华罗庚教课每个学期不同内容，教了几年之后，写了一本名著“数论导引”，就是基于几年的讲稿。但美国的教育方法不是什么都好，他们学习的基础不如我们中国札实。总之，不管什么国家，什么民族，只要是好的，就应该学习。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，如果创造性与传承性三七开或对半开，创造出的成果就会了不起。要不怎么不少人在中国打了基础之后，到外国就能创造，而且比外国人强了？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有不少学校，全部时间给了传承性，不给创造性思维留一点余地。要全民更新观念，列宁说过：“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”，这个问题不光是换一个教育部长所能解决的。
就拿我们的酒精升温问题为例，中学学习的燃烧三要素，自燃物，助燃物，着火点，在起作用。到大学学的水银温度计、酒精温度计、镍铬-镍铝温度计、铂-铂铑温度计都在起作用。这就是传承性知识的重要性。而创造性思维更为重要。现在的思维层次论认为，逻辑思维是最低层的基础；辩证思维是第二层楼，比如微积分；创造性思维是最高层次。没有基础，就是空中楼阁，但满足于基础就不能发展，因此都很重要。
九、创造性思维无处不在，无人不可想，需要激发
钱先生在世时，不断启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，实际上人人都可有创造性思维，只是在于是不是被激发出来。我在国防科委系统当课题组长，搞了五个课题，全是填补国家空白的，其中，锗台式晶体管，立了集体三等功，用于东方红卫星，歼击机炮瞄雷达与高度表，水雷引信；硅场效应晶体管是目前集成电路的主要器件，濳艇控制；砷化镓场效应晶体管，用于卫星地面接受站，更是我们全组在全国科技大会，得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。
我一直以钱先生的思想及工作方法作指导，不敢松懈。回镇江后，在镇江市创造发明协会，周道生副教授与我，办了三期各工厂工程师以上人员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培训班，周搞了几个小专利，我着重讲团队式的大创造，学员们学习都很踊跃。后来我的讲稿写成了一本书，叫《创造发明学》。我写书时也想到钱学森，要末不写，要写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。在这一本书中第一次提出，“创造学是一门形成层性学科”。并在《创造与发明》、《中国科学教育》等杂志，阐明这种论点。创造学源于欧美日，他们只有交叉性学科、综合性学科、综合性交叉性学科三种说法，中国矿业大学的庄寿康老师，打破常规，提出创造学是横断性学科，意思是用一个与地平行的平面，把各个山头切一刀，山头与平面交界处就是创造学，这个理论进一步说明任何学科都可以创造。我进一步研究后，感到还不够，不能把创造性思维与其他思维等同，它是最高级思维，因此提出“创造学是一门形成层性学科”，因为植物的形成层最有活力。周道生现在到广州，仍在广东省宣讲团宣讲创造学，他也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实用创造学》。
十、应该怎么理解创业
后来我到硅湖学院讲课，学院董事长、美藉华侨的建筑学博士梁顺才，让我讲《创业概论》，当时全国可找到两本有关创业的书，一本是复旦大学的《创业学》，是国外书的翻译本，又大又厚而不太合高职教学。一本是清华大学的《创业管理》，基本上是管理学内容。两本书都没有创业理论。由于没有适合的书，我从英、法、德、日的文献中找资料，并自己建立了创业理论，写了一本《创业概论》。根据国内外的创业家创业文化，提出、总结、归纳了四类十六种创业理论。一般人理解创业就是开店做生意，或是开工厂做产品。不仅如此，不是简单地做别人做过的生意，或者简单地开别人开过的工厂，而是把创造性思维融会贯通到你的企业之中。创业、创新、创意、创造，关键还是一个“创”字，它的意思是，主体通过客体构造一个具有社会效益的前所未有的事物来，这里的关键词是“前所未有”。
我的九九级学生李霞，毕业后到昆山捷安特工厂工作，老板要求她不断地有创新，她回校说，她学习的课程中，最有用的是我教的“创业创新基础”，我这一门课被评为硅湖学院十大精品课第一名。要不捷安特的车子人人欢迎，他们是人人在厂内搞革新，是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结果。
过去的学者、专家，把恩格斯的“劳动创造了人”，认为最关键的词是“劳动”，这个观点不对，如果猿只是劳动，永远是猿，而不会是人。笔者认为最关键的词是“创造”。只有在劳动中创造，猿才会成为人，只有在劳动中创造，人类历史才会向前发展。
十一、希望镇江越搞越好
如果人人都学习钱学森这种思想，几百万镇江人的创造力都发挥出来，“后发先至”很快就会实现，我是个老镇江，世代镇江人，就希望镇江越搞越好；如果十三亿中国人的创造力都发挥出来，中国将步入一个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。
（作者系民盟成员，江苏大学退休副教授，第八届镇江市政协委员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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